Vol.44 機械錶(七) - 瑞士 (上)－Adagio 華順文化

ADAGIO 華順文化微雜誌第四十四期

機械錶 (七) – 瑞士(上)

I.前言

瑞士製錶業與法國歷史淵源深厚，在手錶圈的瑞士人多半懂法語，有趣的是，瑞士光學業則與德國關係密切，因此瑞士從事光學的專業人士也多半懂德語。十七世紀，英法是當時全球首屈一指的兩大強權，西元1610 ~ 1685年，新教徒在法國已無容身之地，為了躲避天主教的血腥追殺，法國新教徒隱姓埋名，從繁榮的法國往山上貧窮的瑞士疏散，若非情不得已，誰願意離鄉背井呢？瑞士也不是沒有自己的宗教危機，在瑞士，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一樣相互仇殺，不過，幸運的是這兩股勢力在瑞士旗鼓相當，日內瓦是新教徒聚集城市，城市的武裝團練保護了難民的安全。

Fig.1 汝拉山區鐘錶聚落，紅色圓點為瑞士城市，藍色圓點則為法國城市

針對在汝拉山區(Jura Mountains)，橫跨瑞士與法國邊界的精密鐘錶製造聚落，202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為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內容涵蓋「製作、測量及指示時間的物件(包括手錶、時鐘、擺鐘和天文鐘等等)之相關工藝，還包括用來裝飾時計的工藝，例如自動偶、音樂盒、鳴禽(自鳴鳥)、雕刻、彩繪等」，大概就是那些我們熟悉，牽涉到製錶相關的一切 [1]。這些技術和藝術品，透過發條，可自動或發出聲響。汝拉山區弧帶(Jura Arc)是這種手工藝保持最完整的地帶，這歸功於該地區高素質工匠與鐘錶公司的存在，這些鐘錶公司促進了技能全方位的培訓。從歷史來看，整個地區的家庭也都參與實踐學徒制度及技能養成。除了發揮經濟功能外，這些產業還造就了相關地區的建築及城市景觀之特殊樣貌。這樣的實踐傳達了許多價值觀，如精湛工藝、準時、毅力、創造力、靈巧和耐心，這些對鐘錶精度的追求與熱情，賦予了強烈實踐的哲學維度。

Fig.2 汝拉山區的製錶工藝 [1]

其實全球各地都有錶廠，例如日本長野或中國深圳，但是從文化創新角度來看，它們都遠不如瑞士汝拉山區，除了文化歷史的深厚堆疊外，甚至於城市規劃與建築也完全是針對製錶而設計，例如房子彼此間要有足夠間隔好讓陽光進入屋內以利手錶組裝，該地獨創的『獨立工坊(établissage)』分工概念，在效率上狠甩英國與法國競爭對手，也被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作為1848年《共產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論證之一，並詳細寫入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Capital)》中。這次汝拉山區獲選為製錶文化遺產的城市包含瑞士境內的日內瓦(Geneva)、拉紹德封(La Chaux-de-Fonds)、力洛克(Le Locle)、比安(Bienne)、納沙泰爾(Neuchâtel)、聖伊米耶(Saint-Imier)，除此之外，還包括聖十字地區(Sainte-Croix region)的自動玩偶與音樂盒，及法國境內的兩個鐘錶城市，貝桑松(Besançon)及莫爾托(Morteau)。

Fig.3 Sainte-Croix的自動玩偶與音樂盒

II.製錶技術的演進

據說歐洲最早出現的齒輪鐘是在義大利米蘭的San Gottardo教堂鐘樓，時間1356年，該教堂修建鐘樓的目的是為了提醒當地居民禱告時間。就構造原理，錶毫無疑問是縮小版的時鐘，但工藝高低卻完全是兩回事，錶組裝需要透過放大鏡輔助，雙手無法細緻拿捏力道的人無法勝任這項工作。德國紐倫堡的鎖匠與鐘錶匠Peter Henlein (1485 ~ 1542年)目前被公認為錶的發明者。他是最早製作小型攜帶式時鐘的工匠，當時這些小時鐘經常作為佩戴的吊飾。Peter Henlein的父親是一名黃銅鍛造師，1461年在紐倫堡落地生根成為市民。一開始Peter Henlein當鎖匠學徒，鎖匠是當時少數擁有可進入製錶領域的工匠之一。1504年他捲入了一場鬥毆，他的鎖匠同伴Georg Glaser被殺，作為被告之一，Peter Henlein向紐倫堡方濟會修道院申請庇護，並一直待在那裡直到1508年，庇護期間他對修道院的時鐘發生興趣，後來藉由其鎖匠之訓練作基礎，開始替貴族們製造小型可攜式時鐘，這種小鐘非常稀有昂貴，但在當時的貴族圈很流行，1509年他成為該市鎖匠行會的合格職業師。

Fig.4 Peter Henlein (1485 ~ 1542年)

文獻記載Peter Henlein的小時鐘上緊發條後可以行走40小時，當時的售價15 florins，相當於現代的1.5萬美元。Peter Henlein的客戶個個大有來頭，包括:新教神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梅克倫堡(Mecklenburg)總理大臣Kaspar von Schöneich、薩克森公國(Saxony)選帝侯腓德烈三世(Frederick III)、來自布蘭登堡家族，同時也是選帝侯的阿爾布雷希特紅衣主教(Kardinal Albrecht)。新教第二號人物菲利普梅藍希通神父(Philip Melanchthon)、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總理大臣，同時也是羅馬天主教會的樞機主教，阿博里奧侯爵(Mercurino Arborio)。光看這些客戶的顯赫背景，即便過了五百年，我們都還能親身感受作為一名鐘錶匠，Peter Henlein在中世紀德意志地區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有多麼深厚。

Fig.5 Peter Henlein 製作的小時鐘 (1510)

擒縱機構就像鐘錶的脈搏，它控制發條儲能釋放的頻率，從1356年時鐘問世後便一直使用『邊緣式擒縱(verge escapement)』，這種結構會讓時鐘越走越快，每天增加一小時或更多是家常便飯。1755年英國製錶師Thomas Mudge發明了『槓桿式擒縱(lever escapement)』，才讓鐘錶的走時誤差降到每天以分鐘來計算，到了1820年時，槓桿式擒縱已經非常普及了。

Fig.6 擒縱機構的改進

法國天才製錶師Jean-Antoine Lépine，1720年出生在法國東部與瑞士交界的沙萊克斯(Challex)鎮，該鎮市中心距離瑞士邊界還不到一公里，距離瑞士日內瓦也才12公里。Jean-Antoine Lépine從小就展現出對機械的天分，他曾經在鄰近瑞士日內瓦的大薩科內 (Le Grand-Saconnex)鎮，同製錶師Decroze先生學習製錶知識。1744年，24歲的Lépine隻身前往巴黎，在國王路易十五的皇家製錶師André-Charles Caron (1698 ~ 1775)門下當學徒，André-Charles Caron非常欣賞這位學生，邀請他成為合夥人，1756年甚至於把女兒許配給他。因為與丈人是合夥人關係，因此Lépine早期作品同時有Caron與Lépine的簽名"Caron et Lépine"，時間從1756年至1769年。1762年他的手藝被同行公認為『鐘錶大師(maître horloger)』，就在這一年，才15歲的瑞士天才製錶師寶璣(Abraham-Louis Breguet)來到巴黎並投入Jean-Antoine Lépine門下當學徒，之後Lépine與寶璣保持著多年的業務關係。

Fig.7 舊雙板慣用佈局

Fig.8 Jean-Antoine Lépine發明的單板佈局

1766年Lépine接手岳父的職位成為國王路易十五的皇家製錶師，後來也繼續擔任路易十六及拿破崙的皇家製錶師。1770年Lépine接受國王路易十五的委託，創作了一台帶有萬年曆的天文三問錶，另外，1770年他在Ferney鎮建立製錶坊時曾經與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建立友誼，兩人往來書信內容甚至於出現在伏爾泰作品中。1764年Lépine將已經佈局超過兩百年的鐘錶結構重新翻轉，在這之前懷錶普遍採用兩銅板結構，見Fig.7，兩銅板之間塞發條，擺輪則另外放置在頂板上方。Lépine大膽地把頂板捨去只保留底板，擺輪直接放在發條結構之上，這讓懷錶可以變得更薄，也為未來的手錶結構打下基礎，之後數百年至今，懷錶及手錶的設計幾乎不脫Jean-Antoine Lépine建立的架構。台北故宮珍藏一件『銅胎嵌料鑲錶轎瓶』，據信是清帝國乾隆皇帝時期，皇家委外製作的花瓶，製作工坊極有可能是廣州的鐘錶舖，花瓶採用黃銅材質，在銅瓶外表嵌滿寶石並鑲上一塊懷錶，珍貴的是這隻懷錶竟然是Jean-Antoine Lépine的作品。不僅如此，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也是Jean-Antoine Lépine的客戶，他們之間也留下珍貴的商業往來書信。

Fig.9 『銅胎嵌料鑲錶轎瓶』，台北故宮

發條與游絲的原理相同都是作為彈簧用途，材料也很接近，不同的是發條比較寬且厚，而游絲則比頭髮還要細。大概在1660年左右，英國科家虎克(Robert Hooke)從大型擺鐘的架構中得到靈感，最早提出擺輪+遊絲概念，但是荷蘭科學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才是真正第一個把擺輪游絲實際做出來的人。為了克服擺輪因熱脹冷縮造成的走時誤差，1765年，法國鐘錶師Pierre Le Roy、John Arnold及Thomas Earnshaw三人合作製作具有溫差補償型的擺輪，這成了後來的雙合金溫差補償擺輪的雛型，之後更變成每只高級懷錶的必備裝置，稱霸錶壇百餘年。關於雙合金擺輪的原理說明如下，見Fig.10，我們都知道溜冰選手在轉圈圈時，如果雙手向外伸展，則旋轉速度會變慢；但是當雙手往身體方向收縮時，旋轉速度卻會加快。在Fig.10中，根據力矩轉動的原理，力臂上的砝碼靠近圓心支點時，擺輪會轉動得比較快，同理，當砝碼遠離圓心支點時，擺輪的轉動速度會變慢。換言之，調整砝碼的位置就能微調擺輪的轉速。

Fig.10 左：轉動力矩，右：具雙合金擺輪游絲

雙合金擺輪架構，如Fig11，其外側是熱膨脹係數高的銅片，內側則是熱膨脹係數低的鋼片(虛線的部分)，兩條金屬片透過搥打緊密結合，並透過鉚釘將兩種金屬牢牢固定住。高溫狀態，銅的長度漲得比較多，鋼的長度漲得比較少，這導致擺輪往內彎，因此力臂的質量中心也內移了一些，就如同Fig.10之砝碼往中心移動是同一概念，因此擺輪的轉速變快一些，這是為了補償游絲因溫度升高後，游絲長度變長，彈力下降導致振盪頻率下降的設計，一快一慢剛好抵銷。正常溫度剛剛好，無須補償。低溫狀態，銅的長度縮得比較多，鋼的長度縮得比較少，這導致擺輪往外彎，力臂的質量中外移一些，因此擺輪轉速變慢一些，這也是為了抵銷游絲因溫度下降，游絲長度變短，彈力升高導致振盪頻率升高的努力。

Fig.11 雙合金溫差補償擺輪的原理

Fig.12 佩勒雷特(Abraham-Louis Perrelet)的自動上鏈，1770

Fig.13 左：寶璣懷錶(1795)，右：陀飛輪概念

整個十八、十九世紀，瑞士製錶業不但產量傲視全球，鐘錶內構之技術革新也不斷令人讚嘆。1770年瑞士製錶大師佩勒雷特(Abraham-Louis Perrelet)發明了『恆動錶(Perpetual watch)』，利用半圓形擺輪的不平衡轉動作為動力來上發條，現代的自動上鏈(self winding)或自動(Automatic)概念其實都不脫佩萊特的發明。瑞士製錶大師寶璣(Abraham-Louis Breguet)觀察到地心吸力乃對鐘錶機芯運作的規律性影響很大，鐘錶的機芯構造尤其是擺輪的軸面法線方向，與地球重力方向的角度不同，會導致擺輪頻率受到微擾，1795年寶璣做了一個大膽嘗試，他將整個擒縱機構，包含擺輪游絲、槓桿與擒縱輪，鑲嵌一個自轉的框架上，該框架每分鐘自轉一次。如此以來，擺輪的軸面法線方向，與地球重力方向的角度差異，就會因框架的自轉，導致誤差被規律性地重覆，並且互相抵消，因為前三十秒與後三十秒的誤差大小相同但方向相反，所以剛好可以抵銷，這個會自轉的框架後來被稱為陀飛輪(Tourbillon)。

III.瑞士製錶的起點

1541年法籍新教神父，約翰喀爾文(Jean Calvin)，受邀來到日內瓦講學，經近二十年抗爭後，日內瓦逐漸接受喀爾文教義，進而成為瑞士新教大本營，有了『新教羅馬』之稱(補充：羅馬是天主教教廷所在，這句話是意指日內瓦為新教的教廷)，1564年喀爾文在日內瓦過世。喀爾文派教義提倡節儉，反對奢侈，禁止教徒佩戴珠寶首飾等一切炫耀財富行為，也不允許浮華享樂。原本，日內瓦以其強大的珠寶製作和金匠行業而聞名，但由於喀爾文主義，整座城市開始禁止市民佩戴珠寶。金匠、琺瑯商和其他珠寶商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生意被這項嚴厲的法令所摧毀，然而金匠和珠寶商並沒有因此離開這座城市，為了生存，教會想盡辦法幫珠寶商轉行。鐘錶是當時法國最先進商品，日內瓦當局希望引進這項技術，來解套珠寶匠與金匠失業問題。

1544年來自法國各地，如Dijon、Avignon等城市，首批超過15名受迫害的新教徒鐘錶匠陸續抵達瑞士日內瓦，其中一位來自法國洛林省(Lorraine)的Thomas Bayard成了歷史記載的第一位法裔日內瓦錶匠，比起歐洲其他地區例如德意志或法國，日內瓦錶匠出現時間大概晚了四十年。Thomas Bayard開業時在居民登記冊中被稱為金匠與鐘錶師(Goldsmith and Watchmaker)，並在登記冊中被描述為一名因宗教原因逃離祖國的難民。緊接著Thomas Bayard之後，第二位在日內瓦登記開業的法裔新教徒製錶師是Martin Duboule，他在日內瓦出生的兒子Jean-Baptiste Duboule (1615-1694)後來成為瑞士知名製錶師。在整個1600年代初期，Martin Duboule收留Abraham Patru、Jean Brendon及Charles Arbalestrier作學徒，不僅教他們製作手錶，還教他們雕刻。但是Martin Duboule最多產且最傑出的學徒其實是自己的兒子Jean-Baptiste Duboule。

Fig.14 Thomas Bayard(左)與Martin Duboule(右)的作品 (1560-1590)

Fig.15 Jean-Baptiste Duboule作品 (1645 ~ 1655)

從法國逃難過來的新教徒也不是沒有騙徒，1574年來自法國勃艮第Autun鎮的工匠Charles Cusin抵達日內瓦，他的父親在家鄉從事軍械、管風琴、及鐘錶製作。Charles Cusin因為信奉新教緣故，而不得不離開家鄉。很快地，Charles Cusin的手藝在日內瓦獲得認可。1590年日內瓦市議會聘請Charles Cusin修理Molard廣場上那個鐘塔頂部的大鐘，並事先支付了訂金，然而Charles Cusin在沒有完成任務的情況下就前往義大利，日內瓦當局只好沒收他的家具作為補償。1601年一家名為『日內瓦製錶大師(Master of Watchmakers of Geneva)』的店鋪正式開張，這是1566 年日內瓦頒佈珠寶禁令後，金匠轉型成功的例子，在這家工坊經過五年學徒訓練後，必須完成製作“一個戴在脖子上有鬧鐘功能的小鐘(類似項鍊)和一個放在桌子上的兩層方形鐘”的人，方能申請成為合格師傅。同一年，世界上首個鐘錶行會-日內瓦錶匠公會(Watchmakers Guild of Geneva)正式成立。

類似的故事還有1570年出生於法國洛林省Virco鎮的新教徒製錶師Henry Sermand，為了躲避天主教徒迫害來到日內瓦，他的兒子Jaques Sermand (1595-1651年)出生於日內瓦，日後成為日內瓦著名製錶師。不僅如此，Jaques Sermand還培育了一批優秀的製錶師，分別為Robert Le Grand in1623, Pierre Reboul in 1627, Claude Reboul in 1628, Isaac Penard in 1632, Jacques Joly in 1635, Amy Colavin in 1639, Paul Fabbi in 1640, Alexandre Larrive in 1644, Pierre Dunant in 1645, Jean Dunant in 1645, Thomas Ravaud in 1648。

Fig.16 Jaques Sermand的作品 (1630年)

Fig.17 Jaques Sermand的作品 (1650年)

在日內瓦(Geneva)的彩繪琺瑯懷錶中，毫無疑問，Huaud家族的作品一直都是拍賣會場聚光燈下最受矚目的作品，追溯其家族史的第一代Pierre I Huaud (1612 ~ 1680年)也是為了躲避宗教迫害抵達日內瓦的第一批法裔彩繪琺瑯畫師。Pierre I Huaud出生在法國西部小城沙泰勒羅鎮(Châtellerault)，父親Jena Huan是一名金匠，Pierre I Huaud從小對父親的工作耳濡目染，長大後也從事珠寶精工。1630年18歲的他因信仰新教招致生命受威脅，只好倉皇出逃並最終抵達新教徒聚集的瑞士山城日內瓦，最初在日內瓦金匠大師Laurent Légaré門下當學徒，1634年成為日內瓦第一批著名金匠兼彩繪琺瑯畫師。

Fig.18 Pierre Huaud家族的作品(1685年)

Pierre I Huaud栽培自己的三個兒子，Pierre II Huaud (1647 ~ 1698年)、Jean-Pierre Huaud (1655-1723年) 及Ami Huaud (1657-1729年)也都成為傑出的鐘錶彩繪琺瑯畫師，凡是署名這個家族的彩繪琺瑯懷錶都能以非常高價賣出。其中長子Pierre II Huaud，1647年出生於日內瓦，1685年受邀前往德意志地區布蘭登堡選帝侯Frederick III的宮廷，1686年返回日內瓦，1691年再度前往布蘭登堡選帝侯宮廷並擔任選帝侯畫家，1697年在布蘭登堡去世。次子Jean-Pierre Huaud把彩繪技巧傳給自己的兒子François Huaud (1701 ~ 1729)，然而François Huaud年僅28歲便過世，沒有留下太多作品。日內瓦錶匠公會成立一百年後，日內瓦的製錶作坊已經多達五百餘家，愈趨擁擠的城市空間和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一些製錶手工藝人開始遷往人口較為稀少的周邊地區，於是，位於日內瓦北部屬於瑞士納沙泰爾州(Neuchâtel)的汝拉山區開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製錶作坊。

IV.宗教衝突

歐洲金屬活字版印刷術發明之初，紙張非常昂貴，天主教大量使用紙張印刷贖罪券，教徒花錢買贖罪券便可獲得救贖上天堂，這時期的歐洲聖經普遍以拉丁文撰寫，除少數僧侶外，一般老百姓其實看得懂聖經的人不多，教會不但控制政治甚至於成為斂財機構。以德意志地區的神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法國神父約翰喀爾文(Jean Calvin)及瑞士神父烏利希慈運理(Ulrich Zwingli)為核心的團體，倡導宗教改革運動。1517年路德以拉丁文撰寫《關於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之見解(九十五條論綱)》，並張貼於威登堡城堡教堂門上，希望能喚起學術界及教會領袖的關注和討論。支持這三位改革派的教徒被稱為基督教之新教派，簡稱新教(Protestantism)，而支持原本羅馬教廷的信徒則稱為基督教之天主教派，簡稱天主教(Catholicism)。後來新教在德意志地區大量以德文印製聖經，間接促成新教地區識字率普遍高於天主教地區，不僅如此，新教強調身體力行勞動才能獲得救贖上天堂(身心勞動比較不會胡思亂想)，因而造就近代凡新教徒人數多的國家，經濟狀況普遍都不錯，例如德、荷、瑞士、瑞典、丹麥、美、加..等等。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後，天主教痛定思痛開始進行大刀闊斧改革，以挽救幾乎崩潰局面。

Fig.19 新教三健將，路德(左)，喀爾文(中)及慈運理(右)

雖然同屬基督教，但是中世紀天主教與新教徒間的仇恨、血腥殺戮絕對不亞於異教徒間的對立。1541年法籍新教神父約翰喀爾文(Jean Calvin)受邀來到日內瓦講學，二十年後日內瓦逐漸接受喀爾文教義，進而成為瑞士新教大本營。西元1555年以後，法國開始有大批貴族和市民認同喀爾文的理念，1559年法國在與最狂熱天主教國家西班牙簽訂戰後和平條約後，大量操法語的瑞士喀爾文派傳教士，便被允許從日內瓦來到法國傳教，因而在法國產生了一大批認同喀爾文教義的新教徒，之後72個信仰喀爾文教義的教會組織起來「宣誓結盟」，因此天主教徒便稱這72個教會為“結盟者(Huguenot)”，中文翻譯成『胡格諾教派』。為了方便起見，我們還是以新教稱呼。

1559年，法王法蘭索瓦二世(François II) 16歲登基，但是大權掌握在天主教派貴族手裡，天主教派大臣假藉國王名義，殘酷迫害新教徒。1560年法國新教信徒暴增至30萬人，隸屬新教陣營的貴族預謀綁架國王，並企圖除掉國王身邊的天主教勢力，但事跡敗露，包含策畫者在內的1200多名新教徒被逮捕並遭到草率處決，暴行持續了整整一個月。從此天主教派信徒與新教派信徒便展開無止盡地相互暴力殘殺，最後竟演變成近三十年的宗教內戰。1589年亨利四世 (Henri IV) 繼位為法國王，原本信奉新教的教亨利四世為了安撫人數較多的天主教徒，公開宣布改信天主教，但暗地裡卻處處保護新教徒。亨利四世改宗的目的除了繼承王位外，也為了准許新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因此頒佈了《南特詔令》，讓在南法的兩百多個新教徒城鎮得以保有武裝團練，以作為國王敕令的擔保。《南特詔令》其實是份帶有宗教寬容的詔書，然而好景不長，1610年溫和的亨利四世遇刺身亡，法國再度陷入宗教內戰，1628年以後法國新教勢力基本上已經冰消瓦解，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頒佈《楓丹白露敕令》，正式廢除《南特詔令》並宣佈新教為非法組織，至此新教徒在法國已經完全沒有容身之地了。

V.瑞士簡史

瑞士位處中歐高地，與德、法、義大利、奧地利、列支敦斯登五國交鄰，國境幾乎都在阿爾卑斯山脈中，自然地理樣貌多半高山、湖泊，國土面積為41,285平方公里，相當於1.14個臺灣，因為被群山包圍，在沒有飛機的年代，聯外交通只能仰賴萊茵河的船運及鐵道陸運。最古老的瑞士原住民是凱爾特人(Celt)，然而地理因素使然促成今日瑞士成為多種族融合國家。人口800萬，其中使用德語比例最高佔72.5%、其次法語21%、義大利語則4.3%。宗教以天主教人口比例最高佔36.5%，其次是新教27.3%。地理上被劃分成南部阿爾卑斯山、中部瑞士高原及北部侏羅山脈三部份。人均GDP九萬多美元約臺灣的三倍。

在火車尚未普及前，瑞士出口任何貨物都得仰賴萊茵河運輸，平底船先走到荷蘭阿姆斯特丹港然後再改搭貨輪轉往全世界，為此瑞士貨物抵達荷蘭時，往往已是荷蘭同款商品的十倍成本，地理不利條件迫使瑞士必須發展體積小價值高的商品來克服高運輸成本，醫藥、珠寶及腕錶是適合項目。目前瑞士前三大出口商品分別為化學製品(主要是醫藥)占34%、其次機械及電子設備20.9%、精密儀器及鐘錶則16.9%。瑞士電力56%來自水力發電，39%來自核能，因為瑞士國境沒有靠海，因此核電廠多半蓋在湖畔。2017年五月公投確立了廢核決心，也成為歐洲第二個告別核電的國家(第一個是德國)。

『邦聯(Confederation)』政體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結盟的鬆散概念，流行於中世紀的中歐，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神聖羅馬帝國』就是典型例子。神聖羅馬帝國是由數百個德意志地區的大小公國，加上幾個自由市所組成的鬆散邦聯政體，名義上的領導人也就是『皇帝』，由邦聯內具有影響力的七位選帝侯票選產生。1291年從神聖羅馬帝國分裂出來的三個自治小國(非國王體制小國)包括烏里(Uri)、舒維茲(Schwyz)及下瓦爾登(Unterwalden)，宣示結盟史稱『舊瑞士邦聯(Old Swiss Confederacy)』，目的是為維護山上貿易利益及和平。之後數十年，該邦聯周邊城市、聚落，陸續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哈布斯堡王朝爆發衝突，多數情況卻以哈布斯堡家族失敗收場，舊瑞士邦聯因而不斷擴大。到1513年時邦聯的成員含自由市數目已經達13國，之後版圖大致沒有太大變動，一維持到1798年以後才被拿破崙強迫解散。若從土地面積來看，舊瑞士邦聯內小國面積大小約等同於臺灣體制下的『都』。

Fig.20 中間顏色最深的就是1291年最早結盟的三個小國

1529 ～ 1531年，舊瑞士邦聯內部爆發天主教小國與新教小國間的宗教戰爭，1531年，支持慈運理的新教國聯盟，意圖對天主教聯盟進行糧食封鎖，於是五個天主教國突襲蘇黎世(Zurich)，慈運理以隨軍神父身分戰死，年僅47歲。1618～1648年，整個歐洲爆發信奉天主教與信奉新教國家間的三十年宗教戰爭(Thirty Years' War)，舊瑞士邦聯在這場國際戰爭期間保持中立。1648年歐洲交戰各國簽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三十年宗教戰爭正式結束，同時承認瑞士為一獨立國家及其中立國地位。

Fig.21 瑞士傭兵

中世紀的瑞士一貧如洗，自然環境惡劣、經濟落後，山區無法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豐厚的傭兵薪酬充滿誘惑，為了生計無數瑞士青年加入了傭兵行列，為了金錢在全歐洲各地作戰。瑞士傭兵勇敢、堅定、忠誠而且有紀律，擅長長矛方陣搭配合騎兵及火槍隊。法國是天主教國家，因此與舊瑞士邦聯內的天主教小國關係密切，法國皇家軍隊裡常設一支2.5萬人傭兵部隊，成員幾乎都來自瑞士天主教小國，法國讓傭兵的家鄉在法國得以享有特權，例如可低價購買糧食和鹽。到了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時期，法瑞聯盟更加緊密，連舊瑞士邦聯內的其他新教小國也加入。十八世紀(1700’s)法國對瑞士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大到幾乎把瑞士視為附庸國，許多瑞士公民在法國被授予貴族地位，與法國貴族享有同等待遇。

Fig.22 法國拿破崙共和軍

1789年巴黎爆發法國大革命，隔年屬於革命陣營的法國共和軍開始向東擴張。透過卡諾將軍(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的重大軍事改革，革命後的法國實施全國徵兵制，成年法國男人都得加入了軍隊。軍事改革項目還包括：就地補給，多兵種(步兵、騎兵、砲兵)混合編成。戰術上的革新包括：使用步兵縱隊代替步兵橫隊，以利於快速機動；大規模集中使用炮兵。改革後的法軍成了一支足以和歐洲皇室之職業軍隊抗衡的勁旅，銳不可當。1798年法國軍隊徹底佔領瑞士，舊瑞士聯邦崩潰並且被迫成立『赫爾維蒂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成了拿破崙控制下的附庸國。

然而，在第二次反法戰爭期間，瑞士人拒絕以赫爾維蒂共和國名義為法軍作戰。事實上，赫爾維蒂共和國內部反法暴動從未停止過，政治動盪在1802 ～ 1803年達到頂峰，政府負債高達1200 萬法郎。迫於壓力，拿破崙於1803年招集瑞士各方人馬在巴黎進行調解，與會各黨派無異議通過《調停法案（Acte de médiation）》，恢復瑞士各小國自治及舊邦聯體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