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順誌58期
攝影鏡故事第肆講，共產主義(三)
4.14 鄧小平改革開放
中國如果關起來自給自足依舊能富裕，鄧小平何苦改革開放呢？科學家從古代片斷數據反推歷代中國人均GDP，驚訝發現從大宋帝國(宋朝)時期開始，中國人均GDP始終維持相對定值，但到了大清帝國(清朝)乾隆中期後，中國人均GDP開始下滑，一直到鄧小平開放改革後才止跌回升，追根究底其根本原因其實是『人口爆炸』。
中國有效耕地面積占全球有效耕地的7%，但人口卻是全球的20%，挑戰很大。中國生產的澱粉類穀物大致可勉強滿足中國消費，然大豆是食物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例如豆腐、沙拉油都是以大豆為原料，攸關百姓健康，根據2025年數據：
中國每年種植的大豆佔全球大豆總量5%，卻消耗了全球31%大豆。
中國每年開採的石油佔全球石油總量5%，卻消耗了全球16%石油。
中國每年開採的鋁礦佔全球鋁礦總量20%，卻消耗了全球57%的鋁。
中國每年開採的鐵礦佔全球鐵礦總量11%，卻消耗了全球49%的鐵。
中國每年開採的銅礦佔全球銅礦總量8%，卻消耗了全球55%的銅。
中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加研究生高達1,200萬人，就業壓力不小。製造業最能提供就業機會，但前提是生產出來的貨要能賣得掉。以上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都是『人口爆炸』所造成。中國如果無法從境外取得足夠數量的基本物資，國內就會因物資短缺而發生通膨，通膨之後緊接著而來會是失業潮，失業潮之後就是經濟大恐慌，因此中國必須與西方維持良好關係，才能從容取得足夠數量基本物資，這很重要，攸關十四億人生計。
1976年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重新掌權，鄧小平是位有遠見政治家，他看到了中國根本問題所在，於是從1979開始，全國嚴格實施『一胎化』政策，企圖控制中國人口成長。鄧小平很清楚中國急需進口很多基本物資(大豆、石油、鐵、鋁、銅)才能改善老百姓生活，但是進口這些龐大基本物資需向外國支付大筆國際貨幣(美金)或黃金，當時中國手上的國際貨幣著實不多，因此需用『以物易物』方式支付進口物資，但是中國基本物資本來就匱乏，如何以物易物呢？中國唯一多到可以出口的就只剩老百姓的『雙手』，也就是『勞動力』，因此改革開放勢在必行。
1989年鄧小平開放改革之際，最常聽見的俏皮話就是‟如果每一位中國人喝一瓶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公司就賺翻了”，言下之意，當時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外商都是看上中國市場的潛力，然中國共產黨也不是省油的燈，在扶持本國企業取代進口的政策下，其實外商日子過得並沒有想像中開心。
2017年，上海政府為了力邀美商電動車大廠特斯拉赴中國設廠，送給了特斯拉約86萬平方公尺土地，及200億人民幣貸款來建廠，等於特斯拉總裁馬斯克幾乎不需要掏腰包就能到中國建廠，唯一條件是2年內必須將零件供應鏈國產化、完全在中國生產。特斯拉為了車子能在中國銷售，在建立中國零件供應本土化過程，教會了中國零件工廠很多技術，當時馬斯克信誓旦旦，美國技術遙遙領先中國，完全不用擔心。然而，中國本土電動車廠才是中國零件供應鏈的最大收割者也是最大獲益者。2024年中國電動車的售價只有外國電動車一半，甚至於三分之一。中國電動車年產能5,000萬輛，但是全球在Covid-19疫情期間，電動車銷量的最高峰也才只有2,000萬輛，美國、歐盟、日本的汽車大廠，頭殼都抱著燒。
另外一個例子，臺灣有家全球佈局六間工廠的上市公司，老闆表示，他們在中國的工廠經營得很辛苦，購買原物料來加工，原物料成本每公斤260元台幣，加工成完成本後正要出售之際，發現當地本土企業銷售相同產品的價格也是每公斤260元台幣，令人百思不解，中國本土企業是如何辦到的呢？中國本土企業寫計畫向當地政府申請建廠創造就業機會，拿到的土地成本很低，本土企業從土地增值賺的錢比製造商品賺得多，因此賣商品只要不虧大錢都算賺錢，這就是中國產品價格低，有競爭力的根本原因。
最健康的貿易型態是我賺您一點錢，您也賺我一點錢，因為大家拿手的項目不同，因此透過貿易各取所需，兩國老百姓都有工作做，日子也都過得下去。然而，中國政府與民間工廠總會想到一套辦法，讓外商賺得少，本土商賺得多。2001年中國剛加入WTO時，人均GDP是0.1萬美元，2025年則是1.3萬美元，成長了13倍。大家都住在地球上，有人財富增加必然有人財富減少，這就是為什麼過去那十年美國街上白人遊民增加的原因。本文我們只想討論1989年，中國開放改革前的相機技術，因為那才是符合本文主題，中國原汁原味的共產實力。
4.15 中國的光學玻璃
1939年南京國民政府(國民黨)在雲南昆明成立光學軍品廠，命名為『兵工署二十二廠』，由周自新擔任廠長，龔祖同為光學設計專員，金廣路為總工程師。該廠執掌望遠鏡、高射砲瞄準鏡等軍工光學產品組裝與維修。1940年，日軍從越南海防市登陸後，原運送二十二工廠光學玻璃的德國輪船被扣。緊接著運送從英國購買之光學玻璃的輪船被德軍潛艇在地中海擊沉，國民政府軍的望遠鏡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1942年同樣位於雲南昆明的『兵工署五十三廠』提出在貴陽設分廠，生產光學玻璃並獲兵工署同意設立，龔祖同為籌備處主任，分廠配有光學玻璃條紋檢驗儀、張力檢驗儀、折射率檢驗儀等儀器。1945年初開始研製光學玻璃，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兵工署署長長俞大維對結果表現出了消極看法。因經費缺乏，製造光學玻璃的工作只好暫緩。
1945年二戰結束，1946年赴美國考察的貴陽分廠工務科長顧柏岩從美國考察學習回來，帶回光學玻璃配方，在他的鼓動說服下，製造光學玻璃的事又得到兵工署支持。1946年9月燒制出一鍋火石玻璃(可能是F2, nd = 1.620, Vd = 36.3)，意義上算是中國近代的第一鍋光學玻璃，然而當時『兵工署五十三廠』所需的光學玻璃，年需求三噸而且品項10多種。因為熔製光學玻璃非常燒錢，而當時國民政府尚有管道可從美國進口足量光學玻璃，再加上軍工署內部派系鬥爭，1947年11月光學玻璃試製工作又被長期擱置。
東北在滿洲國時期，於1935年成立『滿洲國大陸科學院』，地點位於長春市人民大街5625號，科學院下轄有物理、化學、生物、機械、醫學、建築等領域研究所，當然也包含玻璃實驗工廠，該科學院是除日本外，當時亞洲最好的研究機構。1945年二戰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北上瀋陽接收原滿洲光學株式會社(日本Nikon投資)工廠，該廠在戰爭初期員工4000 ~ 5000人，設備完善，專門製造軍用光學器材，但精密車床與多軸磨玻璃機不是被蘇聯軍隊拆走就是被破壞。
龔祖同(1904-1986)江蘇上海人，1930年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6年赴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攻讀應用光學與光學設計。中日戰爭爆發不久後回國，研製出中國第一批軍用望遠鏡。王大珩(1915-2011)江蘇吳縣人，1936年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8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物理系光學組就讀碩士，1941年英國雪菲爾大學玻璃製造系攻讀博士，在尚未拿到博士學歷情況下，於1942年受邀前往英國Chance-Brother玻璃公司擔任研究員，1948年返回中國。
王大珩在英國留學期間發現英國光學玻璃的需求量從二戰前的每年30噸，戰爭爆發後增加到每年2,000噸，因此看到了光學玻璃的潛力與重要性。王大珩在Chance-Brother玻璃公司期間學會了如何分析玻璃應力、紋路、吸收光譜、折射率與色散，甚致於研究稀土玻璃。返回中國後王大珩力邀龔祖同北上一起研發光學玻璃。
1952年北京人民共和國政府(共產黨)決定在長春成立『儀器館』，利用前滿洲國大陸科學院玻璃廠煙囪、煤氣爐等現有設備，重新加裝重油管路、退火爐及坩鍋等設備，自主研發熔製光學玻璃。一開始坩鍋經常在1400攝氏度時發生破裂以致於玻璃水流出，1953年底終於成功熔製出一鍋300L的冕牌光學玻璃K8 (nd = 1.5168, Vd = 64.2)，K8是蘇聯玻璃編號，相當於德國Schott玻璃廠的BK7。這鍋K8玻璃算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二鍋，也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鍋光學玻璃。持平而論，前滿洲國大陸科學院玻璃工廠與相關人員訓練已具初步雛形，再加上瀋陽滿洲光學培養了大量研磨鏡片人才，可能是『儀器館』最後選擇落腳東北長春的主因。
1954 ~ 1956年期間，一開始『儀器館』技術還沒有那麼純熟，玻璃熔製完成後與坩鍋一起從高溫爐取出，自然冷卻過程坩鍋也會自然崩裂，然後敲掉坩鍋並取出玻璃，但是與坩鍋接觸面的玻璃因為化學反應會產生很多氣泡不能使用，因此約末只有坩鍋比較中間部位的玻璃可用。後來隨著控制技術越來越成純熟，玻璃熔製完成後趁玻璃還是液態狀時倒入預形體，然後再將玻璃與預形體一起放入精密退火爐緩慢退火，這不但可提高玻璃品質也能獲得較大尺吋的玻璃毛胚。之後從顧柏岩美國考察帶回之光學玻璃配方協助下，至1956年已經可以熔製出二十多種冕牌與火石玻璃。1957年『儀器館』更名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
干福熹(1933年出生) 浙江杭州人，1952年浙江大學化工系畢業後被分發到長春『儀器館』，1956年被所長王大珩指派搭飛機前往雲南昆明298兵器廠，以長春『儀器館』的技術建立光學玻璃廠，當時搭的是只有20 ~ 30座位的蘇聯製螺旋槳小飛機，干福熹回憶飛機飛越秦岭時，飛機因氣流顛簸得很厲害，嘔吐後昏昏沉沉地睡到昆明。當時中國與蘇聯簽訂的《156項重點工程》中也有技轉光學玻璃的項目。蘇聯技轉的光學玻璃工廠座落於四川成都的208兵器廠。干福熹在這裡見到了蘇聯光學玻璃專家庫列曉娃，並且學習到蘇聯在玻璃熔製過程所採用的螺旋槳攪拌技術。
關於中蘇《156項重點工程》，這是利用1950年2月中蘇兩國簽訂年利1%優惠貸款所進行的工業技轉合約。合約規定蘇聯貸款3億美元給當時剛成立的新中國(共產黨)，讓新中國用這筆錢回過頭來向蘇聯工業界購買機器與設備，而中國則以原料、茶、現金…等實物，分十年償還貸款及利息。從1949 ~ 1960年來中國工作的蘇聯科學家與工程師估計超過2萬人，內容涵蓋工業、軍事、水利、土木、測繪、教育以及法律等。蘇聯專家提供機器設計圖，冶金配方know-how，手把手把技術技轉給中國。然而在1960年以後，中蘇因意識形態矛盾公開化進而交惡，之後蘇聯便撤走1,390名在中國的專家並終止600份技轉合同，中蘇關係走向破裂。
干福熹教授回憶，1952年秋天，中國已經將很多蘇聯大學的教材與課程翻譯成中文，當時中國出版了約3,000種有關各科學領域的蘇聯書籍，並且有6,000多位蘇聯科學家和85,000多名各類技術專家遠赴中國提供技術援助。不僅如此，有12萬多名中國學生前往蘇聯的技術大學免費接受教育。直至1960年止，解放軍的高階軍官大多曾在蘇聯接受訓練，相關核子和航太專家也幾乎都接受過蘇聯的訓練，以上數字參考自干福熹教授回憶錄。
1956年，雲南昆明298兵器廠玻璃技轉結束後，干福熹被推薦前往蘇聯學習光學玻璃。當時位於聖彼得堡的『國家光學研究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пт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ГОИ)是蘇聯最頂尖光學研究中心，也是保密單位不對外開放。因此干福熹被推薦到了同樣位於聖彼得堡的『矽酸鹽化學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химии силикатов имени)修讀副博士學位。該研究所由著名玻璃及矽酸鹽院士格列賓希科夫(Илья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ебенщиков)於1948年發起創建，1962年以後該研究所冠上他的名字。
干福熹師從光學玻璃專家阿本教授(А. А. Аппен)。1957年夏季，透過由中國科學院出面向蘇聯科學院申請許可證，干福熹因此得以前往位於莫斯科郊區森林中的光學玻璃工廠實習，小鎮裡從未來過外國人，干福熹第一天住在該廠保密科科長家，第二天見到該廠技術科科長庫列曉娃，我們兩人都十分驚奇能在此地相逢。當時蘇聯有三間規模較大的光學玻璃廠，分別是1923年成立於聖彼得堡的『列寧格勒光學玻璃廠』(LenZOS)、1923年成立於烏克蘭哈爾科夫的『伊久姆儀器製造廠』(IZOS)及1939年成立於莫斯科的『利特卡里諾光學玻璃廠』(LZOS)，干福熹實習的地點可能是『利特卡里諾光學玻璃廠』。
庫列曉娃帶著干福熹前往資料室閱讀玻璃相關技術資料，可謄寫記錄但是筆記不能帶走，最後筆記本被送到『矽酸鹽化學研究所』的保密室審查後，由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轉寄回中國。1959 年秋，干福熹完成了副博士論文答辯，準備回國。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7月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從7月~ 9月逐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蘇聯專家在1960年離開中國後，作者估計中國有能力生產TK16 (nd = 1.6158, Vd = 58)、ЛФ5 (LF5, nd = 1.5841, Vd = 40.8)及ОФ1 (OF1, nd = 1.5351, Vd = 51.8)或同等級特性的其他蘇聯玻璃。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王大珩擔心動亂會進入『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於是主動致電聶榮臻元帥希望派兵保護，不要讓紅衛兵進入研究所破壞研究設備，後來聶榮臻元帥同意派兵。1966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長春部隊進入研究所進行保護，同年12月派軍事人員入研究所進行軍管，負責人是官拜團長的單奎章。單奎章農民出身，曾經仰視過知識份子，那種不平等的仰視很容易使人在羨慕的同時把怨恨儲存到潛意識裡，導致單奎章極端排斥知識份子。
從1968年開始單奎章便緊跟四人幫的政治腳步，開始以找特務、找叛徒、找走資派為由整肅研究所內的研究員，有人被整肅到眼球充血雙目失明，甚致於大小便失禁，接著開始有人自殺。1969年『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內多達150多人被隔離審查，5人扭送公安，13人被逼受不了而自殺。1971年單奎章因整肅『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出了名而被四人幫升為副師長兼吉林省委候補委員，志得意滿的單奎章決定把整肅對象提高到研究所管理階層，1974年王大珩被單奎章指派去掃研究所的廁所。1976年9 月毛澤東過逝，1977年鄧小平復出，當年7月的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開除了四人幫黨籍，文化大革命逐漸進入尾聲。同年9月單奎章被隔離審查，1978年5月被開除黨籍並且逮捕，審判後入獄。
4.16 上海58-II
一台相機背後的故事如果可以寫超過五百字，或許…它是台值得收藏的相機。本文要介紹的這台上海58-II就是一台這樣的相機。上海58-II的故障率非常高，即便修好了，快門還是很容易故障。維修相機老師傅對這台相機的印象是，相機打開來裡面經常缺零件，算是金絮其外，敗絮其內，故障率高原因不外乎當時工具機精密度不夠，檢驗零件的設備也不夠精密，再者組裝技師的品管教育沒有做徹底，但無論如何，這台相機是中國政府當時重要面子工程之一，是為了配合『大躍進(1958)』及『建政十週年(1959)』，硬著頭皮強推之下的產物，也是中蘇交惡的最佳歷史見證者。
往陸上談起『上海58-II』，普遍強調這台相機是透過逆向工程，克隆(Cloning)德國徠卡相機，但事實上相機技術的困難點從來不是外觀，而是內部零件，例如快門零件及光學玻璃。中國透過逆向工程可以把每片機械零件1:1複製出來，但如果沒有使用優良鋼材製作的彈簧，快門很快就不擊發了，不僅如此，光學玻璃的物理特性也不是透過逆向工程可複製出來的。事實上1960年代以前，新中國(共產黨)製造的相機基本上都是採購蘇聯零件，然後在中國組裝並且貼牌，本身自主生產零件其實比例不高，而且多半是非關鍵零件。或許是出於民族自尊心吧？他們從來不提蘇聯的協助。
說起中國仿徠卡相機的歷史一定得從『大來』相機說起。1955年，北京大來精機廠利用蘇聯提供Zorki-1相機的零件及鏡頭，組裝了12台同款相機，機頂及鏡頭環可能是蘇聯提供空白零件，北京大來精機廠自己刻上品牌，取名為『大來』，因為組裝高級相機需要有經驗且具備光學知識的技師，因此只試做了12台，後續沒有量產。沒有量產意謂零件供應有困難，這些相機比較多意義是在於政治宣傳，代表新中國在建政六年後已經有能力製造出徠卡等級的國產相機。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七一』牌相機(Qiyi或July First)身上，天津照相機廠於1956年使用日本相機 Mamiya Six IV的零件及鏡頭，嘗試組裝了40台，後來也是沒有量產。『大來』與『七一』的故事類似，中國嘗試本土生產少量零件，但大部分零件，尤其是關鍵零件還是外購自原廠，工程意義上比較像是『貼牌』，主要是著眼於政治宣傳。1956年當時取名『七一』，就是為了紀念1921年七月一日共產黨創黨35週年紀念日。
蘇聯Zorki-1相機與北京大來精機廠大來(Dalai)相機
日本Mamiya Six IV相機與天津照相機廠的七一(Qiyi)相機
當時蘇聯協助中國在四川成都建立208兵工廠，這廠也稱西南玻璃光學廠，1980年代後改名為成都光明器材廠。1958年開始量產中國第一批光學玻璃，但一直到1964年後大批量生產的光學玻璃，品質才逐漸穩定下來。
蘇聯Zenit-S相機與南京電影機械廠的紫金山(Zi Jin Shan)相機
1958年中國南京電影機械廠嘗試開發難度更高的單眼反光相機『紫金山(Zi Jin Shan)』，這台相機的外觀看似東德蔡司的Contax S或Contax F，但內部構造其實是不折不扣蘇聯的Zeint-S牌相機，所使用之Zeint零件包含，快門旋鈕、倒片旋鈕、快門釋放鈕、快門速度轉盤及五稜鏡，鏡頭則是蘇聯版的Tessar，Industar-22 50mm f3.5。『紫金山』應該也算是使用蘇聯零件的貼牌機，只是本土自製零件比例有略微增加。從1959年開始量產，售價人民幣150元，到1960年約末生產1000台，但是在1960年以後因為中蘇決裂，蘇聯關鍵零件到不了而停產。
蘇聯Zorki-1相機與上海相機廠的上海58-I (Shanghai 58-I)相機
蘇聯FED-2相機與南京儀器廠的南京(Nanjing)相機
1957年，上海市鐘錶工業公司調集照相機修理部工人，成立了照相機試製小組。同樣是1958年，上海照相機廠(後來改名海鷗照相機廠)以蘇聯Zorki-1為範本進行逆向克隆工程開發了『上海58-I』，但是相信也是部分零件本土自製，關鍵零件外購自蘇聯，因此從1958年至1961年停產止『上海58-I』一共製造了1,100台。與此同時，南京光學儀器廠也根據蘇聯的FED-2相機為範本進行逆向克隆工程，開發了『南京牌相機(Nanjing)』，這台相機已經把觀景窗及連動對焦窗整合在一起，因此正面只有兩個眼睛。觀景窗和連動對焦窗之間寫著“南京光學儀器廠”和“中國製造”。南京牌相機從1958年 ~ 1961年停產一共生產2,000台，停產的原因也是因蘇聯零件供應中斷所致。
1959年，上海照相機廠針對南京光學儀器廠製造的南京(FED-2 Copy)，已經把觀景窗及連動對焦窗整合在一起，因此決定也仿照該設計，並且採用Zorki-1零件及外觀，命名為上海58-II (Shanghai 58-II)，並於該年9月生產500台送往北京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十週年紀念，當時出廠價是217人民幣，零售價是290人民幣，當時中國工人的年薪約末是528人民幣。從1959年 ~ 1961年9月停產止，一共生產66,888台。停產原因也是因蘇聯關鍵零件供應中斷所致。持平而論，上海 58-II是新中國第一台量產的高級相機，但是內部關鍵零件例如快門可能還是外購自蘇聯Zorki-1牌的相機廠，光學玻璃應該也是從蘇聯進口，因此1960年中蘇決裂後，就因庫存零件用罄而停產。
實例7. 上海58-II (Shanghai 58-II)，序號5860622，製造時間1959年
4.17海鷗 DF-1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0月宣布建國，隔年，1950年10月，中日雙方成立民間組織『日中友好協會』，該協會一直扮演新中國與日本民間交流的橋樑，也不定期舉辦兩國產品的展覽，1952年6月，日本民間與新中國在北京簽訂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隔年，1953年4月日本貨船首次駛入新中國港口，同年7月底，韓戰結束。1955年後新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量有逐漸升溫趨勢，1955年5月新中國商品展覽會在東京都和大阪舉行，同年11月日本商品展覽會在北京和上海舉行。
二戰前曾擔任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總裁的高碕達之助，於1955年在印尼舉辦的萬隆會議上，與新中國代表廖承志秘密會談。廖承志是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的重要革命伙伴廖仲愷之子，因曾經在日本居住因此懂日文。1956年6月，新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宣布，釋放1,017名日本戰犯。1960年中蘇交惡後，新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量大增，1964年4月新中國與日本互設LT辦事處，以廖承志(L)和高碕達之助(T)兩人之姓氏為名，負責商貿往來和民間交流。1965年日本已經取代蘇聯，成為新中國的最大對外貿易伙伴。
新中國的照相機產業在1960年中蘇決裂後，因蘇聯零件到不了而中斷，中方期待相機製造未來能轉換成日本系統，並積極同日方相機廠接觸，1964年上海相機廠與日本Minolta達成授權協議，由日本Minolta授權並技轉SR-2型相機的部分零件含設計圖。技轉內容包括快門構造，過片構造、自拍器及MD卡口構造。Minolta SR-2是日本美樂達相機製造商於1958年開發的單眼反光鏡相機，也是該公司的第一款單眼反光鏡相機。之後，上海相機廠開發雛形機，其中五稜鏡可能採用之前紫金山單眼反光鏡相機的設計，鏡頭的光學則是採用類似東德蔡司Boitar 58mm f2設計，鏡頭卡口雖然與Minolta MD口吻合，但是將鏡頭固定住在機身上的構造反而比較像是Nikkor鏡頭設計，總之，上海相機廠這台雛形機是採多國設計混搭，不是從單一品牌進行克隆逆向工程。
日本Minolta SR-2相機與上海相機廠的海鷗DF-1(Seagull DF-1)相機
上海相機廠的海鷗DF-1相機生產線 (1973)
上海相機廠開發的這台單眼反光鏡相機於1967年正式在市場上銷售，取名『海鷗DF-1』(Seagull DF-1)，搭配Haiou-64 58 f2。DF是中文『單反』的諧音，售價是453人民幣，當時上海工人階級年薪約末500人民幣。鏡頭廠若要生產與Tessar 50mm f3.5同等級的鏡頭需要關鍵光學玻璃SK3 (nd=1.608, vd= 58.92)，但是生產與Biotar 58mm f2同等級的鏡頭則需要關鍵玻璃BaF9 (nd=1.6423, vd=48)，前者是入門款重冕玻璃，後者則是進階款重冕玻璃。
Biotar 58 f2 & Helios-44 58 f2
蘇聯版Biotar是Helios-44, 58 mm f2，蘇聯在1958年以後才有能力製造這款鏡頭，這意謂蘇聯也是約末1958年才有能力生產BaF9，這種玻璃在當時是最先進且牽涉國防機密的光學玻璃，蘇聯在當下不太可能把這麼先進的玻璃技術技轉給中國，因此當1960年中蘇決裂時，中國應該還沒有具備量產這款玻璃的能力。關於海鷗單眼反光鏡相機的標準鏡Haiou-64 58 f2，比較可能的情況或許是，1964年中國直接從東德蔡司進口BaF9，之後再花錢向東德蔡司授權配方與Know-how，並於1967年開始量產。另一種可能則是中國一直從東德進口BaF9，直到1970年代以後才開始自主量產該款玻璃。另外，1967年時，中國正飽受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苦，海鷗DF-1產量其實不多，一直到1970年代以後產量才明顯提升。
4.18珠江S-201
冷戰時期為了備戰需要，新中國把武器零件供應廠疏散在山區，意在避免被轟炸。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後，新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顯著緩和。因此，許多武器製造單位在1973年以後被中央政府要求生產民生產品。五家座落於四川重慶山區的兵工廠包括明光(338廠)、華光(308廠)、金光(268廠)、永光(398廠)、興光廠(598廠)決定，在上海海鷗相機技術支援下，聯合成為零件供應群，生產單眼反光鏡相機。這五家廠曾經聯合生產武器彈藥、望遠鏡、高炮瞄準鏡、校靶鏡和狙擊槍瞄準鏡等精密光學產品，因此具備生產精密相機及光學鏡頭的加工能力。
珠江S-201擁有龐大可交換鏡頭群及周邊配備
最後選定以上海相機廠海鷗DF-1為學習目標，在海鷗DF-1的基礎之上，改良五稜鏡設計，加入類似Nikon F2可交換觀景器功能，不僅如此後續還開發出閃光燈及翻拍架，換言之，意在開發出比海鷗DF-1更專業更高級的機種作為市場區隔。設計確定後，為了出口目的，向廣州相機廠借用『珠江』作為品牌，廣州相機廠是以生產120片幅TLR相機聞名於華南地區，但當時該廠並沒有生產單眼反光鏡相機。相機中文品牌最後定調為『珠江S-201』，英文Pearl River S-201或Zhe Jiang S-201，當時含標準鏡58 f2售價690人民幣相當於工人一年薪資。原型機於1973年底推出，隔年員工遠赴上海相機廠接受培訓，開發和製造量產所需之工具。
珠江S-201的外型像極了日本1970年代的Nikon F2
『五聯軍工廠』的供應鏈分工為，明光廠(M)承擔主體及卷片機構的生產，華光廠生產光學鏡頭58mm f2；興光廠承擔鑄件例如過片桿、機殼，永光廠(Y)則負責衝壓件、慢速快門機構和觀景器生產；金光廠(J)生產快門、自拍器及全部齒輪。全部零部件完成後交由明光、金光、永光三個廠組裝，統一使用「珠江」品牌。相機序號前會有英文字母例如M-XXXXXXX、J-XXXXXXX或Y-XXXXXXX分別代表由明光廠、金光廠及永光廠進行最後組裝及校驗工作。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隔年，也就是1977 年開始量產，當年共生產了705台。此後，產量逐年增加，直至 1986 年產量已超過10,000台。
因為珠江S-201鏡頭卡口與海鷗DF-1完全相同，因此與DF-1共享所有鏡頭，含8支定焦鏡頭、4支變焦鏡頭，共12支不同焦段鏡頭，提供鏡頭的工廠除原『五聯軍工廠』外，還包括雲南特種光學儀器廠、西北光學儀器廠、星火儀器廠，例如仿Nikkor 105mm f2.5的鏡頭就是由河南星光廠製造。其中主力58mm f2由『五聯軍工廠』中的華光廠負責，1986以後改成採用Pentax Takumar 50mm f2 設計，唯該鏡頭涉及三片含鑭玻璃全由日本進口，1989年才改成由中國所生產的同款含鑭玻璃。因為是定位專業相機，因此無論做工還是穩定性都比海鷗DF-1好，算是膠捲底片時代，中國相機品牌的天花板。因為開發珠江S-201所累積的經驗使然，讓五聯軍工廠』在1985年獲得日本Pentax K-1000的代工製造訂單。
實例8. 珠江S-201搭配58 f2，序號J-1002958 (金光廠製造)
1986年，正當珠江S-201如日中天之際，中國開始實施商標法，廣州照相機廠率先註冊『珠江』商標作為相機品牌，但遠在四川山區的軍工企業因資訊閉塞及老大心態，沒有看出商標的嚴重性，在這之前，國家經濟都是按中央五年計畫執行，哪一家廠家該生產什麼？也是按照政府指令行事，沒有自由競爭當然也就沒有商標意識。廣州照相機廠長久以來一直生產珠江牌120 片幅TLR相機以及135片幅的連動對焦相機，而重慶的『五聯軍工廠』則專注于生產珠江牌單眼反光鏡相機，十多年期間，各生產各的，相安無事。但一直到國家監管部門的公文下來，重慶『五聯軍工廠』才恍然發現，已痛失『珠江』這個品牌。重慶『五聯軍工廠』後來將相機更名為『明佳S201M』，但很快地就意識到用一個全新商標去重新佔領市場，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實例8. 標準鏡50 f2 (Pentax Takumar設計)與腰平觀景器
時代進入開放改革後的狂飆1990年代，重慶『五聯軍工廠』在冷戰結束後紛紛從山區搬回城市。明光廠遷到重慶南坪，更名為重慶明佳光電儀器廠。華光廠遷到重慶北碚，更名為重慶華光儀器廠。永光廠遷到四川郫縣，更名為成都華西光學電子儀器廠。金光廠遷到四川新都縣，更名為四川金都光電儀器廠。興光廠遷到四川郫縣，更名為成都興光機械廠。至此當年共同打下的『珠江S-201』之重慶『五聯軍工廠』就此打上句號。
但就在『珠江S-201』傳奇似乎要走向尾聲之際，戲劇性一幕出現了！1996年，廣州照相機廠因不敵外資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相機廠，而破產倒閉，它所擁有的珠江商標在1997年被公開拍賣。明佳光電儀器廠聞聽此事，立刻派人前往廣州參與競標，經過激烈角逐，最終以38.9萬人民幣(兩百萬台幣)的價格贏得商標。可以想像，明佳光電儀器廠當時一定是抱著志在必得的決心去的。從1974年定名“珠江”，到1986年失去“珠江”，再到十年後又重新奪回“珠江”商標，故事令人不勝唏噓。贏回商標的明佳廠曾經一度恢復過珠江相機的生產，1997年，它以『明佳MCK1000』機型為基礎，改款推出『珠江MCK1000』。但此時，底片膠捲相機已走入尾聲，取而代之的是以CMOS或CCD為感光元件的數位相機。2000年，明佳光電儀器廠終於徹底放棄膠捲照相機的生產，轉而專注於望遠鏡、LED燈飾等產品。『珠江S-201』從1977年開始量產至1987年停產為止約末僅生產五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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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Boris Davydov, “From magnifying glass to precision weapons,” 2003.
(От лупы до высокоточного оружия)
[2] V. V. Polikarpov , “Optical glass for Russian artillery. 1914-1917,” 2011.
(Оптическое стекло для русск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1914-1917 гг.)
[3] Leningrad Optical Glass Plant, wiki.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завод оптического стекла)
[4] Izyum Instrument-Making Plant, wiki.
(Изюмский приборостроительный завод)
[5] Spqr, “War reparations at Carl Zeiss Jena – where did the dismantled equipment go?” Crafting Pixels, 2024.
[6] Oscar Fricke, “The Dzerzhinsky Commune: Birth of the Soviet 35mm Camera Industry,”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3, No.1, 1979.
[7] Rodion Eshmakov, “Review of vintage rangefinder lens FED 1:3,5 F=50 mm” RADOJUVA, place for very fast lenses.
[8] the.growler , “Industar Collapsible 50mm Comparison,” Mu-43.
[9] НИКИТА-NIKITA ,“ELMAR? Индустар?” FED-1 & Zorkij-1 survival site.
[10] 馬曉麗，‟王大珩傳，”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2015。
[11] 干福熹 等，‟中國近代與現代，光學與光電子學發展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2014。
